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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科学面临着与公众似乎毫无关联的危机、话题和难关。如今的科学界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数据一致性和重复问题，统计学和P值使用的问题，竞争惨烈的基金资助的影响，将 STEM教育作为事业发展道路的过度营销，传统职业发展阶梯上科研职位的稀缺，科研监管的紧张形势，还有其他怀疑主义的声音。科学界和公众仍然倾向于仍以往日的科学传统及其伟大成就来看待科学，然而如今的科学研究、评估和问责方式，却不再符合其历史形象。
科学的旧日形象聚焦于科学发现，而科学家或多或少被视作独立自主的探索家。我们将其称之为自由主义科学观（liberal theory of science）。该理论由两名物理化学家提出，他们是曼彻斯特大学的迈克·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随着曼哈顿计划的发展，事情发生了变化。规模不断增长，大科学和大预算随之而来。团队科学以及庞大技术操作的第一道曙光照亮了科研事业变革的道路。大科学意味着庞大的金钱投入，进而意味着需要证明其支出的合理性。这与科学的旧日形象格格不入，如今人们声称甚至是尚待解决的“纯”科学也将可能有应用价值，可能催生实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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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科学观的核心观点认为，科学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追循自己的灵感创造出的一种自然规范，而这一观点正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大学院校找到了将科研经费获取纳入科学家奖励结构的方法。科学家的特质被重新定义，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其中。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相对于需要经费的科学家数量，实际的科研经费出现缩减，学术界的就业市场也跟着紧缩。
科学发现伦理学提供了一种便利之法，将科学与公众联系起来：科学发现与发现者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变得人格化；科学发现者被视作文化英雄，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发现紧密相连。科学悄无声息地演化出一套新伦理学，或者说，对曾在科学中只占据一小部分的方面加以强调，从而衍生出一套伦理学，即生产力伦理学（ethic of productivity）。这套伦理学要求一种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从科学实用价值观点中逐渐显现出来。
但是，如今生产力的定义已经不同于科学发现伦理学（ethic of discovery）中的生产力。今天的生产力意味着产生结果，具有“影响力”的实在结果。专利与引用量一起统计，授权数量也一并计入其中。上世纪90年代末，科学基金资助这一新形势发展迅猛，2001年出现了新词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STEM教育承诺提供高科技行业的高薪职位，开始驱动全国教育政策的变革。
科学曾是技术未来的核心，因此成为了研究投资的更大目标。但是，伴随投资而来的是问责制度。使用度量标准给大学评级，随后这些度量标准落到科学家个人身上，这一方法大大限制了研究课题的选择，不仅如此，他人的期望、机构审查委员会、基金资助方以及期刊杂志，也都对研究设下了重重限制。科学的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大学校门之外的私营企业，受到金融投资和监管验收现实情况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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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资助方看来，这些问责的新形式是件好事：它们给科学家定下纪律，推动科学家以实用成果为导向进行研究。
有了这一条，什么科学自主性、科学社会契约之类的陈词滥调就变得陈腐过时又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签订的“契约”不是抽象的东西，是与利益相关者和投资人白纸黑字签订下的合同，其中包含着切实的需求，要求科学家能够和他们沟通，也应该和他们沟通。大笔金钱投入意味着更大的组织机构，更多的集体决策。
看着好像科学被主流热点牵着走，然而，真正主导科学的正是快速变化的环境以及其中快速变化的需求。古老的职业模式丧失了相关性。古老的研究模式很快也会步其后尘。“再写一篇论文”将不再足够，因为我们不再关心基础发现。如今更重要的是改良和扩展我们的模型，以处理实际问题。
科学演化的方式回答了“纯科学”长久以来一直追寻的问题：如何证明使用可能有益于他人的稀缺资源是正当的？如今的科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是影响力。
由于不可避免的必要变化，科学变成了当前的研究机构结构，最终拥有了当前的配置和内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追问，我们已经描述的结果中，有多少不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选择的产物？我们还能追问，这些选择是否意味着接受一种失败，接受科学主要关乎“影响力”，限制于其可获得的基金机制，再加之于昂贵的技术和输出，并顺从于同行评审和激烈的基金申请竞争。
科学的古老体系斡旋于科学实用主义和科学规范要求的纯粹目标之间。科学家秉持的规范让他们受人信赖和敬仰。科学家自我监督。而量化问责新体系鼓励欺骗、从众、服从，奉承鼓励竞争的基金资助方。竞争一向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变成了为基金和可测量的“结果”而竞争。科学的探索要求变成了按需科学，而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独立自主性。
我们可以说自主性不再被需要，或者说，科学家早已拥有所有科学需要的自主性和外部施加的问责规范。但这种立场要求更大的代价。由于内部控制越来越不明显，对科学的信任感同时下降。问责制，尤其是以量化形式和由此而生的可操纵型标准的问责制，无法解决这一变化导致的问题：问责制是用外部监控取代内部控制。古老的内部控制无法回答如今科学家应该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科学能够合法提供的内容和科学需求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追问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年轻的科学家还有多大的可能怀抱新鲜思想、甘冒风险追寻灵感，推动科学发现，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按需科学可能产生的后果，科学家自身需要提出新的见解，这才能带来下一个变化。
撰文：Stephen Turner，Daryl Chubin
翻译：阿金
审校：戚译引
引进来源：Scientific American
本文来自：中国数字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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