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美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民主象征：专利制度，如今却成为民众抗议的对象。本文作者为我们介绍了美国专利制度的历史，并指出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民主；专利；创新；公众利益
时至今年7月31日，自美国发布第一项专利已有整整225年。尽管美国的专利制度最初旨在鼓励创新，如今有些人却认为它实际上阻碍创新，限制技术传播以及助长了研究和创新领域的不道德风气。这些批评者正通过法庭、立法听证会甚至街头抗议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一民间运动乍一看也许莫名其妙。毕竟，专利制度属于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法律领域，似乎只有那些希望为自己的新技术寻求一段时间内独家商业代理权的发明家才会感兴趣。为何它会变得如此富有争议？而决策者和市民们又能做些什么？
1869年，一张飞行器的专利图。（图片来源：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人民与专利
美国的专利制度最初出现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美国的专利制度是民主的体现——尤其是与同期的欧洲专利制度相对比。
欧洲王室法院授予企业家们专利特权，但价格高昂。与之相反，美国的专利制度给予发明家们专利权，并且通过保持低廉的专利申请费和进行专利技术的公开展览，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促进创新。
换句话说，美国的专利制度让每位公民都能接触到专利、创新与创业。决策者们认为这会促进创新，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最终社会效益。
1812年的一张授权书，由当时的总统James Madison签授。（图片来源：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CC BY-NC）
通过种种措施，这些努力获得了成功。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专利申请率持续增长，而在2014年，美国发出了超过30万个专利，从复印机到太阳能电池板，横跨各个领域。事实上，许多行业——从铁路到制药业——都将它们的成功归功于现代专利制度。
这一方法也正走向国际，政府出台了国际法律条约，旨在创造出一个统一的专利制度，使得发明能更容易走出国门，发明家可以获得跨国界的回报以及市场变得更国际化。
几百年来，这一沿用至今的制度意在促使大众利用专利来促进创新，最终惠及所有人。它将每位公民都看作是潜在的发明家，并认为如果立法者和法院在为发明家的利益服务，那么他们就是在为大众的利益服务。并且它还假定大众会信任其决定，因为专利制度是受科学知识和法律引导的。
专利是一种迫害而非保护？
是什么驱使普通人抗议专利？（图片来源：Shobita Parthasarathy, CC BY-ND）
但在最近几十年间，专利制度悄然发生了变化。公众健康活动人士已经提起诉讼，指出专利并没有让技术走向大众，反而创造出垄断——对大多数人而言，健康变得昂贵无比、触不可及。在2013年，一个由患者、卫生保健专家和科学家组成的联盟在美国最高法院发起了对乳腺癌和卵巢癌相关基因专利的挑战。他们认为专利使得昂贵而又劣质的基因测试只能由一家公司进行：Myriad Genetics，该专利持有者。
与此同时，小农户们也组织了针对种子专利的抗议，认为它们加速了大企业对农业的控制，危害了他们的生计、创新、消费者以及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团体已经发起立法听证会和媒体宣传，称专利为那些颇有伦理争议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商业化间接提供了道德认证。这些宣传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环保人士、动物权益组织和宗教界人士就质疑基因工程动物是否能成为专利。他们担心，一但这些动物也成为商品，专利制度会改变我们对所有权以及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专利制度的官员和律师们则倾向认为这些抗议者被严重误导了。他们辩解道：这些人缺乏专利制度运行机制的专业知识，专利是一个高精尖的领域，仅仅专注于认证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这种技术性和法律出发点也渗透进制度的种种规定和过程中，使得普通市民几乎无法参与进来，除非他们提交专利申请。
如何改革一项1790年的制度
我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讨论了生活型生物专利的一些议题，包括基因工程植物和动物，人类基因以及胚胎干细胞。基于我为新书所做的研究，我认为专利制度内部工作者的反应，以及美国专利制度本身的结构，都已经落后于现代民主政治。
公民正通过更丰富多样的方式更主动地参与科学与技术的政策决定。他们正尝试确保这一规范创新的发展、有效性与应用的制度能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与焦点。举个例子，患者权益组织已经成功争取到为生物医学研究分配政府资金的评审小组中的一席，希望借此能够不仅最大化科学利益，还能最大化公众利益。
在专利制度这件事里，传统体制内人员忽略了专利制度的适用范围与结构最初是由与如今不一样的公众（以及公众利益）构建的。美国的创始人将专利政策的目标人群定位为少数白人男性公民。但如今，美国的多民族人口至关重要，也就对科学和技术政策机构提出了更为多样化的需求。
那么能否改变专利制度以适应这些新的参与者？事实上，专利制度是什么，公众对其有何期待，或者谁能够参与进来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事，这一切并没有天然的定义。
比如说泛欧洲专利制度，其与美国专利制度颇为相似。在近几年间，它展现出对公民参与其官方和法庭过程的开放性，并在决策中纳入对道德和社会经济问题更多的关心。除此之外，它还一直密切关注着公民对软件和生物技术专利方面的看法。
2005年欧盟一场针对软件专利的抗议活动。（图片来源：Nath el Biya, CC BY-SA）
在2007年，欧洲专利局邀请了各类批评者参与编撰一个前所未有的报告，题为《未来情景》（Scenarios for the Future），指出在未来30年间它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比如报告提到：
对于阻碍了那些需要药物的人得到药物这件事，是否应该指责专利制度这点并不重要。应该责怪的是那些来自社会各界作用于专利制度的力量。
对此，欧洲各大机构已经采取措施限制那些有可能危害公众健康和农业的那些有专利的垄断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的制度最初被认为是当时欧洲制度的民主改进版，如今在公众参与度和对公众焦点的关注方面，泛欧洲专利制度远远领先它的美国同行。
如果美国专利制度想要维持公众信任，它就必须意识到21世纪的公民与其18世纪的祖先大不相同。今天的公民关注的是专利的伦理和社会经济影响，专利带来的技术，并不会简单认为专利制度最终会惠及人民。他们力求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就意味着专利体制的全面改革。可能的改革包括：增加公众参与到专利决策中的机会，允许更多代表公众利益的法律和官方质疑，以及在专利和创新政策中融入更多对伦理、社会经济影响的关注。
作者简介：
Shobita Parthasarathy，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与妇女研究副教授。
（翻译：杨玉洁；审校：朱佳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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