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二战对人体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词：二战；人体研究；纽伦堡审判
纳粹对犹太人、政治犯和其它“不良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和残疾。图片来源：tsaiproject/Flickr, CC BY-SA
用回溯的眼光来看，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二战是医学伦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时至今日，在（医疗）知情同意方面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能够正视它们，我们必须对上述这种观点加以抵制。
1945年5月德国投降，战胜国最担忧发生的事情被事实所印证：纳粹犯下了包括屠杀犹太人在内的滔天战争罪行。希特勒及其走狗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需要发明新词来形容他（她）们的行为：种族灭绝（genocide，即整个种族被完全消灭）、死亡学（thanatology，即研究死亡的科学）。
当波兰和德国的集中营被解放后，由纳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人为破坏规模巨大到令人惊愕。在情报人员整理纳粹科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他们很快便发现了人体医学实验所造成的破坏。
纽伦堡审判
犹太人、政治犯和其他“不良分子”均遭到了一系列实验的迫害，最终他们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落下了残疾。比如，被击落的飞行员掉入海中后会得上低体温症，因此纳粹德国空军就希望掌握保护和恢复飞行员健康的方法。于是纳粹的做法是：将被试者浸入足以致命甚至更冷的冰水中。
还有，纳粹分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此人在暗杀榜上名列前茅）被暗杀后，由于他最终死于伤口感染，因此对磺胺类药物（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进行实验的呼声就变得更加高涨。纳粹对应的做法是：划伤被试者的腿部，让伤口感染并观察用药与不用药的区别。
上述这些例子只是纳粹罪行的冰山一角。他们曾在数千名不幸的被关押者身上实施各种移植，并使用细菌、毒气和其它化学药剂。其中最为残忍的是T4计划，该计划为1939-1941年间所有“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陨落铺平了道路。纳粹使用包括大量毒气在内的各种技术对数千名残疾人和精神病人实行了“安乐死”，这一方法在后来被用于集中营。
德国作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具人文色彩的文明之一，是如何误入歧途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人们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进行了历史上的13次纽伦堡审判。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8月间，23名医生被判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这些医生的辩词可归结为三点：第一，他们仅仅是在国家紧急时期服从命令而已，这一点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屡见不鲜。第二，在国家紧急和战争时期，一个人，尤其是军人，为民族的利益做出牺牲是必要的。
第三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他们宣称纳粹医生的所作所为与同盟国在他们自己的囚犯、精神病患者、（由于宗教或道义原因）拒绝参战者和军人身上所做的实验没有什么不同。
最后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在美国和英国，实验的对象都属于弱势群体。例如，1941年，密歇根州精神病医院的患者被蓄意传染了流感病毒。20世纪40年代，斯泰茨维尔监狱的非裔美籍囚犯被大规模地蓄意传染了疟疾。
上述只是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的众多实验中的两个例子，这些人都是被迫参加实验的，并不拥有同意的自由。
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因参与并同意针对集中营囚犯实施的医学实验被判死刑。图片来源：USHMM, courtesy of Hedwig Wachenheimer Epstein
很显然，审判结果必须要有一套伦理规范来为人体研究中的知情同意提供标准，于是法官们制定了《纽伦堡法典》并将其作为纽伦堡军事法庭决议的一部分。他们借鉴了两个人的工作成果，一个是美国医学会代表安德鲁·艾维（Andrew Ivy），另一个是起诉团队成员之一、精神病和神经病学家利奥·亚历山大（ Leo Alexander），他们两人各自向审判法庭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伦理规范。
《纽伦堡法典》被公认为是为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的《赫尔辛基宣言》奠定了基础，该宣言是关于人体实验和知情同意方面的道德标准的基石。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乐观。
一成不变的状况
虽然人们对纳粹医生进行了审判和并颁布了新的伦理规范，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均未遵守这些伦理规范，直到一系列丑闻出现，人们才不得不对医学界进行进一步的检视。
《纽伦堡法典》的诞生并未能够叫停自1932年就开始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在这个研究中，400名非裔美籍男性患者明明是可以进行治疗的，却仅仅成为被观察的对象。法典也未能阻止危地马拉梅毒研究的发生，约1500名儿童、囚犯、士兵、性工作者和精神病人成为了研究的受害者。
面对军方人士和市民被刻意暴露在核试验的辐射之下，面对英国波顿镇对应征士兵进行的神经毒素和其它化学药剂的试验，《纽伦堡法典》也同样是形同虚设。显然，冷战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后纽伦堡时期的伦理体制。
当《赫尔辛基宣言》最终颁布时，《纽伦堡法典》的关键原则和严谨的法律用语均遭到了淡化，为那些进行人体实验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我们仍然从宣言的颁布中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们不应忘记人类为建立这样一个有效的伦理体制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美国在行动中表现出的实用主义葬送了该国在审判纳粹医学战争罪名时的坚持努力。在亚洲战区，日军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医学实验同样也残忍至极。
数十万人在微生物和化学武器实验中丧生。但最终却没有一个日本医生为自己的暴行受到惩罚。
如果纽伦堡医生审判中的被告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那么他们所申辩的第三点——“你们也一样”（显得虚伪）——也许会变得更具威力。日本与德国之间的这一差异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纽伦堡法典》顶多只是表面文章而已。这可能同时也解释了法典内容在《赫尔辛基宣言》中受到的淡化。
纽伦堡审判中的法官和起诉方完全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要将他们的伦理观念付诸实施需要政治意愿的协助，而事实上这种意愿却是少的可怜。
关于作者：James Bradley，墨尔本大学讲师，专业为医学及生命科学历史。作者与可能因本文受益的公司或组织无任何关系。
（翻译：范俊；审校：侯政坤）
原文链接[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wo-steps-forward-one-step-back-how-world-war-ii-changed-how-we-do-human-research-3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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