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并不广为人知的青蒿素，随着屠呦呦获得诺奖而成为社会焦点。因屠呦呦的获奖而受到世人瞩目的青蒿素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可是非常关键，这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
道路选择
传统医学的体系并不关心这棵草里到底有什么成分，吃了管用就行。但是现代科学体系下的药学研究，却需要深入到分子水平。这样的研究历程在发达国家的医学领域已经走过一遍，成为常规。比如柳树皮里有水杨酸，吃了它能解热镇痛，直接吃柳树皮就是传统医学；搞清楚柳树皮里起作用的是水杨酸、水杨酸的化学成分是什么、水杨酸怎么用、有什么不良作用，这个就是现代医学。 屠呦呦选择走的是后一条路。在浩如烟海而大多无用的典籍中苦苦寻觅、在前人著作里无用的方剂中看见了一丝希望，并用现代医学的方式将其付诸实现，从而拯救无数人的生命。正如屠呦呦所言，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缘起战争
让屠呦呦而声名鹊起的青蒿素，是怎样进入科学家的视野的？其实，把她带到这个课题的缘由，是一场战争。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一种可怕的瘟疫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是战斗性减员的4—5倍。这种古老的瘟疫正是疟疾。当时越南方面向中国求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67年5月23日，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研究的指向明确——找到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的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进来。屠呦呦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研究组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为了疟疾病患的福祉，屠呦呦和同事们勇敢地成为了青蒿素的第一批志愿受试者，并在积极临床效果的激励下接着分离纯化了青蒿的抗疟有效成分。1972年，他们得到了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分子量为282道尔顿的无色晶体，分子式是C15H22O5，熔点在156—157℃。对这种无色晶体，屠呦呦研究组将其命名为青蒿素。一种改变人类命运的晶体，出现了。
技术攻艰
揭示（发现）和创造（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屠呦呦研究组在完成科研征程的第一步——发现青蒿素后，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步——创造，即把自然界的分子转变为药物。这是比发现青蒿素更难的一步。
屠呦呦研究组很快发现，在菊科蒿属的植物中，只有黄花蒿新鲜叶子中在花蕾期含有丰富的青蒿素。研究组地处北京，平时做实验用的都是北京本地的蒿属植物，青蒿素的含量相对少得多。为了药物生产，他们迫切需要青蒿素丰富的蒿属植物。情况反映到“523”项目组那里，项目组很快在四川找到一种黄花蒿，符合制药要求。
屠呦呦研究组临床试验的第一种药物剂型是片剂，病人服用之后产生了不适感，原来是因为旧压缩机器上生产出来的药片很难分解。研究组转而使用新的剂型——纯青蒿素胶囊，终于取得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
事业曙光
本来看似关闭的抗疟新药开发的大门，再次向屠呦呦研究组打开。”随后，在评估青蒿素的各类衍生化合物时，研究组发现二氢青蒿素更加稳定，并且比青蒿素的疗效好10倍。更重要的是，用二氢青蒿素治疗后，病人的疟疾复发率更低。通过酯化过程向青蒿素分子加入一个羟基基团，增加了开发更多的青蒿素衍生物的可能性。这也是屠呦呦最终连获大奖的一个重要理由。她是青蒿素衍生物二氢青蒿素的发明人。青蒿素是脂溶性药物，水溶性不好。水溶性不好，药性就不好。而提高水溶性，服用后就比较容易吸收。二氢青蒿素吸收性能就比较好。
在各方努力下，青蒿素类药物越来越完善。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我国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青蒿素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一种能够在疟疾早期阶段扼杀疟原虫的有效药物。（光明网记者 张爱萍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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