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杨富有  李凌浩    摄影  吴文杰

       当现实中的浑善达克沙地成为京津风沙源区而广受关注时，历史上位于浑善达克南缘的上都地区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从元上都扈从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可以得到印证。忽必烈之所以要定都上京，除了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重要因素：“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畜牧蕃息……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这样的记载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上都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冬寒夏凉，山水相映，林草丰茂，构成了一个多样而丰饶的生态系统镶嵌体。

从气候上看，上都地区位于北纬四十二度多，海拔约一千二百多米，具有冬寒夏凉的气候特点，并且也因为海拔与纬度的原因，气候变化剧烈。在元上都扈从诗中，这样的特点被诗人们大量、充分地展示出来。张养浩的《上都道中二首》、马臻的《滦都寓兴》等等，无不略带夸张地描绘出了上京地区的冷，所以描写上京“据高寒”（许有壬《代祀寿宁宫二首》）、“极高寒”（虞集《书上京国子监壁》）等词汇都比较常见，以至于三伏天都“凛毛骨”而要“六月着棉衣”（周伯琦《次韵宋显夫马上偶成》）。天气冷的结果就是气候变化无常，常常匪夷所思地打破常规，让诗人们觉得新奇怪异：不仅五六月份时大雪飘飘，“顷刻银装十万家”（范玉壶的《上都》），而且刚刚还是“小雨阴风夏夜阑”，转瞬间便幻化成“穿窗扑面雪成团”；即使一天之内也温差很大，“朝穿皮袄午穿纱”。这样的气候特点当然是夏天的避暑胜地，对此诗人们除了感到惊奇之外，也有避暑的喜悦，刘敏忠的《上都凉甚喜书四绝》就是在上述气候条件下流露其情绪的典型例证。

上都地区之所以“佳气葱郁”“畜牧蕃息”，仅仅因为冬天寒冷或夏天凉爽显然是不可能的，重要的在于上都地区在当时有着频繁的降水，且雨量充沛。首先，上都地区特别是夏天的降水频率比较频繁。在上都扈从诗中，描写上都降雨的作品数量不少，其中有些诗人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对于了解那个时候这个地区的降水情况是有帮助的：“雷风无时发，零雨每飘洒”（虞集《书上京国子监壁》）、“暑雨不时作，山流处处狂”（胡助《云州》）“日日金莲川雨”（冯子振《至上京》），这些诗句通过“无时”“不时”“每”“日日”等，充分说明了当时至少在夏季皇帝巡幸上都时这一带的降雨是非常频繁的；其次，上都地区的降雨降水量也是可观的。现在固然已经没有办法准确客观地科学量化那个时候的降水量，但是从诗人的描写中还是大致可以推测降雨的基本状况：“已知积水皆为海”（马祖常《上京书怀三首》），雨后积水汪洋一片的情景跃然眼前，至于“山流处处狂”，更是草原地区暴雨之后山洪倾泻的形象描绘。事实上，这里的降水并不完全属于季节性的而局限于夏天，冬天的降雪同样频繁且充沛：“有山皆积雪，无水不成冰”（周伯琦《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十首》），突出的就是上都地区冬天的积雪情况，远山近水，一律被冰雪覆盖，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恢弘气象，所以白珽在他的诗歌自注中明确写到“沙漠雪盛”。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元代上都地区夏雨冬雪，降水频繁，水量充沛，为这一带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基本条件。

充沛的降水涵养了河流与湖泊，根据元上都扈从诗如周伯琦的《辉图诺尔作（汉言后海也）》《鸳鸯泊作》、柳贯的《滦水秋风词》等的记述，上都地区的河流主要有滦河及其支流兔儿河、簸箕河、闾河等，湖泊则分布颇广，察罕诺尔、辉图诺尔（后海）、鸳鸯泺（《纪行诗后序》）、白海等，而且周伯琦在诗歌注释中明确记载，鸳鸯泺一带“其地南北皆水泊，势如湖海”；尽管主要河流只有滦河而且其水量会受到季节性影响，在丰水期依然“风吹滦水涌如淮”（陈孚《明安驿道中四首》），而且古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其重大作用并予以讴歌：“往年饮马滦河秋，滦水斜抱石城流。”（陈旅《苏伯修往上京王君实以高丽笠赠之》），“北入太液流恩波，润泽九州民物和”（胡助《滦河曲》），滦河孕育了这片茂密的草原，养育了这里的人民。所以说，元代上都地区水系发达，湖泊遍布，为草原生态和上都及其居民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保证。

尤为重要的在于，充沛的降水、发达的水系、密布的湖泊，形成了上都地区多样化的生态景观：草原、湿地、森林、沙漠。

事实上，上都地区一方面水系发达，另一方面地势低洼，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属于湿地的生态系统，“卑湿如吴楚”（周伯琦《上京杂诗十首》）就是对上都地区湿地特点的明确类比。所以在上都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地质条件也成为一个严峻挑战，以至于在修建华严寺时，“殿基水泉沸涌，以木钉万枚筑之”（袁桷《华严寺》）；即使元上都建成，在大量扈从诗人有关上都街市内容的诗歌作品中，也常常出现描写湿地特点的诗句：“天街暑雨没青泥”（胡助《滦阳述怀》）、“积潦催车轴”（柳贯《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十首》）、“泥深易没车”（袁桷《上京杂咏十首》）、“官街淤泥没马股”（马臻《开平寓舍》）等等。这些诗句通过暑雨、积潦、青泥、泥深、淤泥以及不无带有夸张色彩的没车、没马股、催车轴等描写，一方面说明当时上都地区夏季降雨频繁，另一方面突出了上都在夏季经常因为积水而泥泞遍地，这都充分说明上都是建于湿地地质环境之上的一座草原都市，也就是说，上都地区在元代具有明显的湿地性生态特征，属于湿地生态体系。

最令今人惊诧的是，元代的上都地区附近竟然有大片的森林，“阴阴松林八百里，昔山相传为界址”（袁桷《松林行》）就是对上都地区原始森林的描写，对此，白珽在自己的诗歌《续演雅十诗》中做过详细解释：“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围。”而王恽则在《中堂事记》中载：“上都东北十里有大松林。”距离上都究竟是二百里还是十里姑且不论，但在大兴安岭余脉，拥有大片原始森林应该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在于，这充分说明当时元上都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特点。当然，就上都附近而言，作为传统树木的榆树、杨树也生长普遍，冯子振的《松林》、周伯琦的《次韵宋显夫马上偶成》、袁桷的《杨花曲》等诗歌作品都有相关内容的描述。

至于上都地区的草原，更是吸引扈从诗人的创作素材，这类作品在上都纪行类作品中也数量最多。除了其广袤辽阔之外，诗人们对草原植被状况也用艺术家的眼光给予了充分关注。当他们仔细端详时，诗人们笔下的草原便显得精微细致，“细草如烟殿翠茵，杂花匀簇道傍春”（张养浩《中都道中》），充满着盎然生机；当他们放眼瞭望时，草原又显得浑浑莽莽，辽阔广袤，“水绕云回万里川，鸟飞不下草连天”（张翥《上京秋日三首》），洋溢着蓬勃活力。当然，这样的草原为当地人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黄溍《上京道中杂诗》），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陈孚《金莲川》），则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妙景象；而这些景象的描写，为我们想象那个时代上都地区草原的植被覆盖度、植物类别及其生长高度都提供了季相变化的素材。

这是因为具备了如此多样、优良的生态系统，上都地区物产丰饶。不仅金莲、紫菊、芍药广为扈从诗人关注而加以吟咏，其他物产也多有涉猎，许有壬的《上都十咏》就记述了上都出产的十种物产：黄鼠、秋羊、黄羊、芦服、白菜、地椒、沙菌、梵面、马酒；而一系列有关上都狩猎或其他生产生活活动的诗篇则涉及到兔、狐、狼、黄羊、雕、白翎雀、雁等多种动物；至于有关饮食的上都扈从诗歌作品如贡师泰的《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周伯琦的《诈马行》、杨允孚的《滦京杂咏》等则更涉及到众多上都地区所独有的物产，所以宫中有“迤北八珍”之说。如此富饶的物产，不是丰富、健康的生态体系，很难想象它们能够获得繁衍生息，这从结果的侧面突出了上都地区生态系统的多样、完善。                                                                                                                            

“水草饶刍牧，生涯富远氓”（周伯琦《上京杂诗十首》），一方面，扈从诗人敏锐地观察到了上都地区优良的草原生态环境非常有利于畜牧生产；同时，由于上都是元代建立在最接近于游牧地区的草原都市，无论是对于蒙古族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牧民，无论是政治需要还是情感与心理需要，每年总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汇集来自蒙古高原的王公贵戚及其大量的随扈来到上都附近。据史书记载，上都地区常驻人口一度达到十一万八千多②，加之更多数量的流动人口，所以扈从诗人描绘上都的这种状况时，写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宋本《上京》）随着人口增加而大量增加的是畜牧数量，“朔方戎马多，刍牧万群肥”“牛羊群蚁聚，车帐乱星移”（周伯琦《明安驿》、《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十首》），超过了草原载畜量的过牧行为，即使只是出现在历史上某一个不算久远的阶段，也会给一个地方的生态平衡提出挑战。上都作为元代的夏都，前后持续百年之久，这种生态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这对今天的草原生态保护和城市化进程无疑也是一个借鉴。

如果说上都地区因其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元代吸引了大量人员聚居，造成了草原生态恶化现象是无意识的且并非不可恢复，上都地区的森林遭到毁坏则不能不说是人为的且属于毁灭性的。中国古人从来就不缺乏生态意识，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明确说过：“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但上都地区人员的增加，上都都城建设与百姓生活的需要，对森林的砍伐便成为最为捷便的不二选择。上都的建筑大多数属于土木结构，使用木材不可能完全来自于内地，多数都是就地取材；而在扈从诗中，“柴车”、“柴场”（宋本《上京杂诗》）等词汇屡有出现，以此为生的也不乏其人，“老兵缚薪穿市卖”（袁桷《卖薪行》）便是写照。正是如此，上都出现的结果是“滦人薪巨薪，童山八百里。世无奚超勇，惆怅渡易水”（白珽《续演雅十诗》），诗歌表达的内容明白而直切：无度的砍伐造成了八百里濯濯童山。“其大十围”（《续演雅十诗》注）的参天大树在相对寒冷的环境中绝对不是一朝一夕长成的，这样的生态一旦遭受特别是毁灭性的破坏，恢复就是困难的。

不可讳言，除了造成上都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上述主观人为因素外，上都地区草原、沙漠交错并存的客观现实也是其生态逐渐恶化的因素。上都地区本就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属于生态脆弱地区。对此，上都扈从诗人也给予了关注，其中描写沙漠的作品为数不少：“穷洹唯沙漠”（《上都道中二首》），“沙碛大风吹土屋，马上行人沙障目”（张昱《塞上谣》）就是描写上都附近沙漠地区及其风沙的典型诗句。至于“漫川沙石地枯干，入夏无青雨露悭”（刘秉忠《大碛》）则具体而形象地揭示了元上都附近沙漠地区干旱少雨的情状。

这其实意味着：位于温带大陆性高原的上都地区，自然生态具有多样性特点，同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脆弱性。随着草原都市的兴建，吸引了大批人员来这里放牧生存，加之这一地区本就毗邻浑善达克沙地，以人类生存为目的的破坏性开发利用为诱因，与客观上生态的脆弱性特点相叠加，必然会造成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令人警醒的因素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注：

作者简介

杨富有，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

李凌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草地生态学。

     吴文杰，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呼伦贝尔摄影》杂志执行主编，鄂温克旗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主编大型摄影画册《伊敏河神韵》（三部曲）、《鄂温克风光》、《呼伦贝尔》、《大美兴安岭》、《光影草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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