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容身：浅谈伊恩·麦克尤恩《追日》 

《追日》

原书作者 | 伊恩·麦克尤恩

　　剧情简介：年轻时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却渐渐沦为学术花瓶的理论物理学家迈克尔•别尔德在步入暮年时遭遇家变：第五任太太红杏出墙，先是与家里的装修工塔平公然偷情，接着又勾引上了别尔德手下的博士后奥尔德斯。别尔德在与奥尔德斯对质时，后者鬼使神差地因脚滑而在客厅里摔死。这对别尔德低谷之中的人生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他剽窃了奥尔德斯的学术成果，又将奥尔德斯之死嫁祸塔平，一举除掉了两个情敌，并用奥尔德斯在太阳能领域的研究成果摇身一变为环保先锋。拯救别尔德人生的光和解决地球能源危机的光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但它究竟能否照亮二者同样灰暗的未来？

　　Part.1

　　在我读完《追日》的同一时间——9月24日，近期充满争议的瑞典女孩格里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参加了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的节目《每日秀》。在被问及其乘船到达美国的感受时，桑伯格说：“这里的一切都太大，太吵了。人们讲话的声音非常大。”她回忆自己刚刚到达美国港口时的感受称，“我在海上的时候，什么味道都没有。当我们的船到岸时，那一刻我突然醒了。我闻到了一种臭味，你懂的，污染的臭味。这是难以形容的。”

　　桑伯格并没有来过大洋彼岸的中国。在西方世界——比如纽约，有十万人前来参加她的演讲；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网络上充斥着对她的冷嘲热讽。无数网友指责她的诉求过于不切实际，行动中作秀的成分远远大于实际。讽刺的是，上文中“污染的臭味”一语极易使人回忆起前不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场演讲——一名籍贯昆明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演讲中公然声称，“只有在美国才能呼吸到又甜又新鲜的空气。”；而我最近看到的一张题为《全球变暖怎么办》的图片模因是这样描绘的：左边是正在西北荒漠中植树的中国农民，下方标注着“华夏儿女”；而在右边，桑伯格本人的照片下这样标注着：“亚伯拉罕废物”。

　　这当然不是在说我们不关心全球变暖问题，只是有趣之处在于，这种态度在十年前几乎还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生态污染问题曾经攸关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深受北京雾霾之苦的北京居民是最容易和桑伯格站在同一阵线上的。而如今，我们会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实用主义眼光去批评这个女孩的所作所为，这其中态度的转变颇值得玩味。支撑这种转变的并不是简单的、可以量化的环境保护成绩，因为生态问题不是，也从来都不可能仅仅是生态问题。

　　Part.2

　　我还是不敢贸然进入《追日》的文本之中。在此之前，有必要重温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于1962年，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位科幻迷来说都绝不陌生：它是《三体》中将全地球人强行推上与三体人的战场的导火索之一。为《寂静的春天》作序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同时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环境学家）这样写道：“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尽管蕾切尔·卡逊本人是一名生物学家，但《寂静的春天》中很少有科学严谨的定量分析。如前所述，它使用的不是科学话语，而是一种末世论的启示录话语。三个2012——现实的、电影中的和末世预言中——是这种话语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寂静的春天》开篇虚构了一个宁静的、梭罗式的小村庄被农药摧残为死地的故事，随后的文本中也有不少令人生疑的案例，比如：

　　有一位受害者，偶而把一种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四十分钟内显出了中毒症状，未能来得及医药救护就死去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本书仍充满争议：一些科学家指出蕾切尔忽视了DDT等药物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而另一些甚至宣称它们远没有蕾切尔所说的那么致命。但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对是错。如今恐怕没有人会否认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毕竟，气候变暖，生物灭绝，冰川融化这些问题是有目共睹的，要说有争议，那也只是五十年或一百年的问题。

　　Part.3

　　《寂静的春天》带来了什么？重要的并不是一个精确无误的结论，而是围绕这一文本进行的争端本身。二十世纪的科幻小说吸纳了这一点，而且理所当然地，走得比其它类型小说更远。

　　在伊恩·麦克尤恩2010年的作品《追日》中，对于全球变暖与能源危机的关照是故事的核心；太阳能技术的想象与构思是故事的主轴，而这种想象则基于一种虚构的理论——“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主人公是个子虚乌有的诺贝尔奖得主）；而麦克尤恩在主流文学界的地位为小说带来了多元的解读空间。于是，理所当然地，我将《追日》纳入从蕾切尔到桑伯格的序列之间进行讨论。

　　麦克尤恩本人否认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在这里讨论它，同样有三点原因：其一，正如上述，小说对生态问题的关切与近年来科幻创作的关注方向不谋而合；其二是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基于严谨调查的，对新技术的想象，按照苏恩文的标准来说，正像任何优秀的科幻小说一样，是“由陌生化和认知宰制/霸权的一种文学”；其三则源自2018年麦克尤恩与格非、李洱的一场对谈。谈起科幻小说时，麦克尤恩这样评价道：“现在一些轻浮的科幻小说过多沉溺于对技术的畅想、对未来的幻想上，而忽略了现在。我认为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写的并不是未来，写的就是当下。”这无疑是与他的否认自相矛盾的。

　　故事梗概在前面已经提过。正如诸多研究者所提出的，《追日》是麦克尤恩自我突破的一次尝试。在他以《水泥花园》《赎罪》为代表的早期的创作中，题材多涉及青少年问题、性暴力、乱伦、谋杀和堕落；而在以《追日》为代表的后期创作中，麦克尤恩则抛弃了封闭环境的框架，更关切人类贫瘠的精神世界和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生存困境。

　　在这种变化之中，有些部分是恒常不变的：那就是麦克尤恩对病态心理的关注甚至玩味。它已经内化成了麦克尤恩的风格。而当这一特点和《追日》（原著名为Solar，译为“追日”实在是神来之笔）这一题目相撞时，便产生了绝妙的反讽效果：作为神话的追日故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崇高的悲剧意味，但在这部小说中，身形健硕的夸父或伊卡洛斯则变成了胖子别尔德，这一令人作呕的主人公。神话的英雄陨落了，人却无法再次踏上他们的道路。

　　别尔德年轻时四处拈花惹草，到老来又接连被戴绿帽；放任自己暴饮暴食，结果成了个形貌丑陋、令人生厌的胖子；年轻时获得诺贝尔奖，到老却要靠窃取自己博士后的研究成果来焕发学术生涯的“第二春”。但在这些表象之下，他最大的弱点则是：他没有爱他人的能力，甚至也不爱自己。有评论者指出，在小说中，除了别尔德本身外，其余人物形象都过于单薄；但请别忘了，我们始终在跟随着别尔德的视角前进。我们看不到别人，是因为别尔德眼中从来就没有过具体的人，他只能看到别人的无能和愚蠢——就像他几年的时间里都始终分不清自己手下的六个博士后。

　　麦克尤恩让拯救世界的重任阴差阳错地落在了这样一个人身上。讽刺之处在于，建立太阳能是别尔德在整部小说中认真去做的唯一一件好事了。不管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拯救地球还是仅仅拯救自己的事业，他都在切实地倾注心血去做；但只有这一件事没能成功。他成功地偷走了奥尔德斯的研究成果，成功地把自己的情敌塔平送进了大牢，成功地摆脱了“学术花瓶”的帽子，但只有这一件好事失败了。他辛苦经营的太阳能发电基地尚未运行，便被前来寻仇的塔平砸了个稀烂。

　　Part.4

　　迈克尔·别尔德并不是个例。稍加留心便会发现，书中描写的一系列导向积极的行动——比如研发城市中的风电系统、去极地考察冰川融化的情况等，全都以混乱和扭曲告终。小说第一部分中，麦克尤恩恶趣味地让发明了新型风力发电模组的汤姆·奥尔德斯死于脚滑；冰川考察没什么实际成果，反而呈现出了一片令人绝望的混乱，仅一个小小的更衣室中便暴露出人性的自私与不负责任；太阳能发电站即将落成前夕，别尔德的前同事却找上门来，以学术剽窃为名义要求项目立刻终止，别尔德接受调查——同样也很难说这种做法究竟是出于正义还是为了夺权。

　　小说第二部分中有这样一个无法忽视的情节：别尔德回忆起自己大学时代认真追求过的，主修英语文学的女生梅西。为了接近她，他决定用一星期的时间攻读她正在研究的弥尔顿。他做的相当不错，因为他实在太聪明了，一星期的时间便让梅西误以为他是个内行。最后他顺理成章地得手了，但这段恋情也随着他的腻烦而告终。事实上，这件事对别尔德最大的影响在于：

　　追求梅西的过程不依不饶，有条不紊，不仅让他志得意满，也构成了他成长道路上的转折点，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三年级文科生——哪怕他再聪明——能够用功一星期，只需跟别尔德那些学数学物理的同学们混混，就能蒙混过关的。这（物理）是条单行道。突击弥尔顿的那一周让他怀疑这些玩意就是天大的骗局。读这些东西是挺辛苦，但他并没有碰到什么能稍许在智力上构成挑战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跟他每天在自己的课业中遭遇的困难等量齐观。

　　然而，请别忘了，别尔德是小说中人。麦克尤恩为这篇小说做足了功课，把别尔德写的活灵活现，这本身便又构成了一桩绝妙的反讽。这个情节显然不仅是为了描写别尔德的傲慢和花心，因为我们知道，这篇小说中没什么具体的人，没必要把别尔德再写得更复杂。对科学的了如指掌使他对以文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不屑一顾，但他所信赖的物理并没能带他走出困局。那么，这里是在声称文学才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吗？这更不可能。

　　如果这个突兀的情节有什么寓意，那便是它所书写的这种隔膜感；如果这部小说有什么隐喻，那无疑能在这里找到解读的钥匙。科学对人文的蔑视和人文对科学的无视，是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的遗留问题；而它只是我们无数隔膜之中的一种。

　　的确，这部小说意在呼吁什么，但绝对不是让人们关心正在融化的冰川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早在蕾切尔的时代我们就已经在关注了。真正令人忧心的是充斥于小说中的熵增，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攻击，是在一个本已清晰无误的目标下滋生出的暗中博弈和尔虞我诈。一个微小的决定追日之路并非坦途，并不是因为太阳有多远，而是因为路上布满这样的沟壑，让每个夸父都寸步难行，直到彻底无地容身。

　　Part.5

　　麦克尤恩没有，也不可能给出解决之道。没有人——包括小说家自己——能拯救作为象征而存在的别尔德。倒不如说，别尔德从虚构中诞生就是为了成为祭品。于是，在小说结尾，麦克尤恩让众叛亲离、大势已去的别尔德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看着手上的黑色素瘤——一个他早已发现，却又一直拖延不治的病变。正在生死攸关之时，他的两位情妇却又同时找上门来，闹得一地鸡毛。这个谐谑中暗含一丝悲情的结局，便是麦克尤恩的答案。

　　但现在悲观还为时过早——解决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书中。回顾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兴许那里有麦克尤恩未曾关注过的另一种可能。在中国网民对桑伯格的厌弃背后，是两种生态话语的交锋，胜败几乎一目了然。桑伯格采用的是一种自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以来被确立起来的，启示录式的生态话语；而在中国，它已被更直接——抑或更微妙的口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取代。

　　伊恩·麦克尤恩（1948 ~ ）

　　伊恩•麦克尤恩，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76年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成名，获当年毛姆奖。此后佳作不断，迄今已出版十几部既畅销又获好评的小说，其中《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作者

　　钟天意

　　编辑

　　HeavenDu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