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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利物浦的营销策划公司Agent被BBC邀请参与一档电视节目，要求他们在公司内尝试推行“每天工作六小时”的模式时，Agent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这项为期一个月的试验在2016年启动，人们希望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找到一条提升员工幸福感的新途径，但试验结果却喜忧参半。
“很多好现象出现了。”Agent首席执行官Paul Corcoran说，“我们从时间角度去安排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需要15分钟完成这件事，需要半小时完成那件事’，并切实保证以这种方式去执行。员工早上九点上班而不是八点半，避开了交通最拥堵的时段；而且他们下班提前了，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去做像接小孩这样的事情。”
但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员工开始过度专注于把工作压缩在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内完成。Corcoran说：“我们的想法是给人们更多自由，但后来发现，事情开始变成‘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里搞定所有事情’，这让员工倍感压力。”最终，公司决定采取所有人两天短时工作、三天长时工作的模式。新冠疫情爆发后，压缩工作时间的理念正重新兴起。每天工作5小时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Alex Pang是美国硅谷咨询公司Strategy and Rest的创始人，写过几本书，研究了缩短工作时间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我们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最长能维持5小时，”他说，“有时你可以撑得更久，但现实是大多数人每天的黄金工作时间就是这么长。”
8小时工作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一个世纪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巩固落实了这项制度，将其作为一种既不会对单个员工提出过分要求，还能保持每天24小时生产不断线的手段。福特的尝试总体上提高了生产力，并且让8小时工作制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电子商务公司Tower Paddle Boards和德国数字咨询公司Rheingans在内的5小时工作制的支持者们表示，在转向的短时工作模式后，他们也拥有类似的经历。
和Corcoran一样，Tower首席执行官Stephan Aarstol表示，公司在2015年采取了5小时工作制的结果使他大为震撼。员工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1点，中途没有休息。为了能自由支配下午时间，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令产出最大化，结果让这个数字增长了50%。
“我们一开始推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在仓库干活的小伙子们都在翻白眼，但那里的产出增长恰恰是最大的。”他说，“以前每个包裹要花五分钟才能发货，但几周后他们就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了三分钟以内。他们正在做真正的生产力专家才会做的事情。我告诉员工他们有时间限制，这迫使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
Rheingans首席执行官Lasse Rheingans说，当他第一次向员工提出压缩工作时间的想法时，员工表示希望在办公时禁用智能手机等分心物，尽量少用“像Slack（一款企业协作软件）这样的生产力杀手”。Rheingans的目标是保持生产力不变，但给员工更多的休息时间。
Rheingans谈道，虽然缩短工作时间提高了效率，也更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和Corcoran一样，他在一年后发现这么做并非没有坏处。“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人际关系层面的某些东西正在流失。”他说，“如果你没时间和同事聊天吹水一起喝咖啡，就会影响归属感、团队文化，以及公司内的人际关系。”
Rita Fontinha是英国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University of Reading’s Henley Business School）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副教授。在她看来，虽然压缩工作时间的优势明显——“它不仅对个人的职场生活质量有好处，也有利于提振团队的财务业绩”，但她的研究着重强调了Corcoran和Rheingans发现的弊端。
“虽然更短的工作时间有助于更好的时间管理，让员工更专注，但也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因为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她分析道，“正如我的研究证明的那样，员工很看重时间安排的灵活性。这可以让他们根据需要分配额外时间来完成任务，或者花更少的时间提前做完。”
同样，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University of Oxford’s Saïd Business School）经济学和战略学副教授Jan-Emmanuel de Neve表示他的研究能证实了这一观点，即5小时工作制会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他也警告称，理论上讲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所有人要做更多工作，这反而会引发幸福感降低等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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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在更短的时间里去做更多的工作，这实际上会让他们承受更大的压力。“新冠疫情迫使我们居家办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加快步伐改善工作效率。”他说，“我们需要意识到，随着工作效率的提升，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并没有将其转化为更多的休息时间，而是用更多的工作来填补。我们正在设法让媒体和公众注意到这件事。”
缩短工作时间的一个社会弊端是，并非所有工作都适合在5小时内完成。虽然研究发现人的创造力在聚精会神工作五个小时后会减弱，但并非所有工作都需要创造力。Pang说：“有非常多的工作并不需要高度专注。”在电话客服中心、看护中心和工厂流水线的工作人员只需简单完成工作。并且正如福特汽车公司证明的那样，这些工作有一个绝妙的理由来实行8小时轮班制：一天24小时可以划分成等长的三段时间。对从事这类工作的员工来说，从生产力角度出发，5小时轮班并无必要；对老板来说，从组织管理角度出发，5小时轮班则显得不够整齐。
de Neve认为，这对所有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有许多工作需要维持特定的时长，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中。但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所占用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说，“我感觉，这些工作之间将会有更多的变化和差异。不幸的是，这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现象。”
对于那些有条件考虑新办公方式的雇主们来说，疫情创造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它也迫使那些已经彻底改变的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策略。在加利福尼亚州，Aarstol坦承，Tower公司在2020年几乎快要破产的时候不得不放弃了5小时工作制。5小时工作制似乎在让随时随地办公的文化回归。在德国，Rheingans表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一年多后，大多数员工希望继续这样做。这种办公方式使员工可以根据工作事务来灵活安排个人生活，但这也意味着5小时工作制赖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段稳定、不间断的专注时间——更加难以实现。
Rheingans说：“我们完全改变了模式，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孩子，孩子不得不在家上学——你不可能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都在你的孩子旁边工作。”公司引入了一条规则，规定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不能有任何工作预约或者会议，因为人们需要照顾孩子。“其余时间是灵活的：规划生活，保持身心健康。我希望人们少干活而不是多干，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样更好，我希望大家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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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Aarstol透露他已经调整了Tower的工作模式，使员工能够从中持续受益，而不再将其视作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利。“当我向员工宣布我们不再实行5小时工作制时，他们真的很失望。”他说，“那时我才知道5小时工作制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利。现在，我们在8月到11月四个月的时间里实行这项制度，但只有在公司收入增加的年份才会这样做。现在，这是一项全公司范围的福利，就像每个人都在努力争取的圣诞奖金一样。”
回到利物浦，Corcoran认为，“混合模式”既能带给员工短时工作日的好处，也考虑到了它对企业的潜在消极影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他表示，Agent公司“三长两短”的工作模式已经运行了四年，并且“卓有成效”。“成年人的世界里，管理无需面面俱到。他们有自由能在一周里上两天短班，”他说，“当你把这些时间加起来，四舍五入相当于每月多休息了两天，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奖励。”
撰文：Margaret Taylor
翻译：周舒义
编辑：魏潇
引进来源：wired.com
本文来自：中国数字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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