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正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但其健康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采取应对和适应的程度。如何妥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造成的健康影响，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气候变化影响健康的主要路径

　　人类自身对气候和天气的变化非常敏感。气候变化影响公众健康是个复杂的过程，其影响路径主要包括：通过极端天气事件直接影响健康，如高温热浪触发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或高龄老人的过早死亡；通过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因素间接影响健康，如蚊虫传播媒介和病原体地理分布范围扩大、洪水泛滥和水质恶化造成胃肠道疾病增多，以及城市中空气污染物活性增加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等；通过人类社会系统为中介因素间接影响健康，如极端天气频发导致人们流离失所或财产损失而产生的精神疾病或心理压力等。

　　大量研究显示，高温热浪期间人群死亡率显著升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中暑及热相关疾病是常见死因；此外，水电解质紊乱、肾衰竭、尿路感染和败血症等疾病的入院率也明显上升。尽管全球变暖可能降低冬季寒冷天气对人群健康的不利影响，但研究发现由于气候变化造成高温天数增加而产生的负面健康效应将远超寒冷天数减少所带来的益处。

　　气候变化导致洪涝、干旱和风暴等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从而造成人群死亡和伤残率的增加。干旱还可能引发森林火灾、沙尘暴和水质下降，强化高温事件的健康威胁。飓风不仅会导致直接健康损害，也会造成水体侵入建筑物，产生霉菌并污染室内空气，从而增加人群患哮喘、上呼吸道不适与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此外，灾害发生后的混乱也往往给幸存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严重者甚至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气候变化不仅能够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浓度，还能促进光化学反应产生二次污染物，加剧空气污染。气候变暖会导致无霜期天数增加，改变开花时间和延长致敏物种的花粉传播时间，增加哮喘风险和加剧过敏反应。另外，气候变化还能通过减少农作物产量和降低食物营养成分来影响人群健康。全球目前有超过8亿人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且预测研究显示未来每十年粮食产量的需求将增加14%，而气候变化却会造成全球粮食产量降低并引发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也会导致小麦和水稻的蛋白质含量下降，大米、大豆、小麦等作物中的铁和锌含量下降。

　　气候变化还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职业人群健康和劳动生产率。例如，全球变暖增加了暑热天气天数以及工作场所高温，造成户外和室内工作人员的热暴露水平提升，并且会增加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从而引发中暑、热相关疾病和有机物中毒等。高温天气甚至会增加工伤发生风险，如研究发现，在广州的气温每上升1 ℃，工伤事故发生率上升1.4%。气候变化还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等，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

　　脆弱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

　　脆弱性(vulnerability)通常是指遭受伤害或影响的潜在可能性，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在面临灾害时未能充分进行预防和应对，以及在灾害发生后不能进行迅速恢复。气候变化导致健康风险的脆弱性不仅来自于人群自身的生理和人口学特征，还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关。

　　儿童和老年人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时，发生相关疾病和意外伤害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儿童由于生理易感性、行为模式和卫生习惯的不同，更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容易罹患腹泻、哮喘、营养不良等疾病。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健康状况不佳或患有慢性疾病等，无法有效应对热浪、洪水及其他极端事件，而独居、社会经济状况低下等因素会增加其对气候变化的易感性。由于暴露水平和生理特征的不同，气候变化的人群脆弱性也会表现出性别差异。例如，女性在发生洪水、风暴等自然灾害中的死亡率更高，怀孕妇女对极端高温和食源性传染病的易感性更大。另外一项中国的多城市研究显示，高温天气下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的工作环境热暴露程度有关。

　　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条件对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健康风险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城市居民由于受热岛效应的影响，在发生极端高温时的健康风险较高；而住在农村或远郊地区居民，则会因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低、社会经济水平差，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群健康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危害，这与其气候适应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相对低下有关。在个体层面，社会经济欠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家庭在气候灾害来临时显得更为脆弱，其不仅容易受到更强的灾害冲击，而且在灾后采取疾病防护措施和获得援助机会也少于一般家庭。在社区层面，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与公共卫生设施，以及水电供应、废弃物处置与卫生清洁等社会服务的正常运转，有助于降低气候变化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未来展望

　　虽然我国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但仍有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决。随着全球变暖的不断加剧，不仅需要了解气候敏感性健康结局的疾病负担，还需了解其他全球环境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健康影响的交互作用。未来很多地区将会面临多重风险，而这些风险相互作用则会带来更为复杂的健康挑战。譬如，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与人群脆弱性相互作用，会对暴露水平和脆弱性高且适应能力低的地区造成更多的负面健康效应。

　　目前，我国的大气科学、灾害管理和预防医学领域都有涉及气候变化与健康方面的研究。但是，大气科学领域的研究大多探讨气象因素和大气成分变化对公众健康在较粗尺度上的影响(如全人群死亡或发病率)，偏重于确定有害的气象条件和城市热岛效应等；灾害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如洪涝、台风等)的灾后救援和应急管理，较少关注气候变化造成的复杂健康效应；而预防医学领域的研究则注重健康效应评价(如高温与发生不良健康结局的关联、影响路径和因果推断、致病机理或毒理学机制等)，却容易忽视社会因素和宏观背景在健康结局中的作用，同时也使得针对居民健康风险的管理模式缺乏理念和制度上的创新，出现管理目标碎片化和治理结构不完善。

　　为了积极应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与环境的快速变化，促进人类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在2012年召开的“里约+20”峰会上，未来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应运而生。旨在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与合作，打破各学科领域的知识壁垒，在协同创新中促进和催生更多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活动，从而实现将科学知识转变为服务于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未来地球计划”的组织和实施，2014年在中国科协领导下专门成立“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致力于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强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跨领域合作，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并确定了12个优先研究领域和设立相应的工作组，这其中就包括公众健康方面。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决策，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我国迫切需要开展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与风险评估，以及通过卫生和气象部门的紧密合作，在气候敏感性疾病的监测预测和早期预警中获取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并将其应用于卫生规划、政策和实践中。此外，鉴于公众对健康的高度重视，在设计气候变化减排和适应措施的时候，需将健康纳入气候决策过程，充分考虑气候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对健康的潜在影响和协同效益，从而制定更具有成本效益和社会可接受的技术路线。最后，科学界需加强研究以充分理解全球变暖如何改变天气模式并引起区域健康风险的变化，明确气候变化导致灾难性健康后果的阈值和出现时间，建立气候变化造成区域健康风险的检测和归因方法，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医疗卫生系统的基础设施和功能，以及如何将气候变化适应纳入卫生部门的发展规划等。

本文来自《科学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