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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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术”可以识别入境健康申报撒谎吗？
2020-10-15 12:18:00看过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读者可能记得，在电影的最后，大侦探波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正是首位受害者自己的丈夫及其情人制造了多起惨案。但是，狡猾的嫌犯反唇相稽，说这都不过是波洛的推理，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而如果没有证据，任何法官都不会予以采信。那么，能否通过“读心术”挖掘出可靠的证据呢?
测谎仪的是是非非
“读心术”最早的应用可能得数测谎仪。司法部门、安全部门甚至大公司都希望有方法审查对象所讲的是真话还是谎言，从而有助于刑事调查或测试雇员的忠诚程度。测谎仪也就应运而生。
最早、应用最广的测谎仪实际上就是一种多道生理指标记录仪。这种仪器检测受试者在回答问题时的情绪反应，和由此引起的许多生理指标的变化(例如用多道生理指标记录仪同时记录心率、呼吸、血压、瞳孔大小、皮肤电反应等)，或分析受试者说话声音的紧张程度及面部表情等，这些反应都是由皮层下结构直接控制的，一般不受意识控制。
现有测谎仪的准确率虽然高于随机水平，但是错误率还是太高。这是因为它所记录的其实并不是说谎本身，而是由说谎引起的紧张等情绪反应。因此，受试者非常可能并未说谎，但是由于紧张、恐惧、忧虑或是气愤，结果反而被误认为说谎。
反过来，有经验的受试者可以采用“反制”手段使测谎无效，例如，故意服用镇静剂以减轻焦虑，服用止汗剂阻止出汗，在每次提问之后都暗中用咬舌头等手段使自己的生理反应都一样，使测谎结果真假难辨。
挖掘藏在脑中的证据
在司法上有可能应用的另一类“读心术”并非测谎，也不用受试者回答问题，并和情绪无关，而是检查受试者脑中是否还残存着和案件有关的某些只有当事人和调查人员才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的关键信息，例如一桩案件中的凶器或被害人的脸。
人们早就知道，当给受试者看一张他认为有重要意义的图片或词语时，经过300~800毫秒后他的诱发电位中会出现一个极性为正的波峰，称为P300。美国科学家法韦尔发现，如果把此正峰和其后直到1400毫秒为止的负极性波形一起作为特征指标考虑，就能更可靠地判断受试者是否熟悉显示给他看的刺激。他把这种技术称为“脑指纹”。在他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对一些刑事嫌犯所做的测试中，这种技术的错判率不足1%。
这种方法有可能应用于罪案调查，因为作案的人往往在头脑里储存了犯罪时的种种细节。
1984年，美国某图书出版公司的雇员赫尔顿遭到强奸和谋杀，事发4天后在密苏里州梅肯的一条铁路附近发现了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尸体。主要疑犯格莱因德因为查无实据，并且一些目击者的证词有矛盾之处，所以无法定罪。
1999年，法韦尔对格莱因德做了一次脑指纹测试(当时格莱因德正好因为另一件案件受到关押)，给他看犯罪现场的细节。脑指纹测试表明，格莱因德非常清楚这一切，再加上其他证据使他几乎肯定面临死刑判决，他不得不认罪以换取死刑豁免。结果，格莱因德因犯有一级谋杀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不得假释。法韦尔说：“是他的脑承认有谋杀赫尔顿的罪行，他知道只有杀手才可能知道的关键性细节。他的脑把谋杀案储存了起来，并且从15年前他动手时起就一直储存在那儿。”
局限和争议
当然，脑指纹技术只是判断当事人脑中是否有事件关键信息的记忆痕迹的一种手段，单靠它并不能盖棺定论。
另外，众所周知，人的记忆并不可靠，错误记忆或是被植入虚假记忆并不少见，脑指纹技术对此当然也无免疫力。例如，在司法应用方面，如果一件罪案在媒体上披露了大量细节，无辜者可能也会了解罪案的许多细节，拿这些细节来测试无辜者，也会发现他脑中存储有此类细节。所以做这种测试必须尽可能早，且不能让公众通过任何渠道知悉罪案细节。大侦探波洛如果不改变他的习惯——每次破案之后都要把所有相关人员集中在一起剖析案情，那么在所有人脑中都会有他所知道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波洛就不再有可能使用脑指纹技术对嫌犯进行测试。
现在，对于是否应该应用这种技术还存在很大争议。应用这种技术会不会破坏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会不会造成以思想定罪?此外，有些科学家对脑指纹技术的原创性、可靠性等都提出质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撇开伦理因素，通过检测脑电中包括P300在内的诱发电位有可能判别受试者脑中是否留有某些信息的痕迹，从而有助于司法鉴定，这一点还是普遍受到肯定的。
文/顾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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