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华门外有一条小路名为“正学路”，它源于曾居住于此的明初大儒、建文皇帝的老师方孝孺的书斋名。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入南京后，方孝孺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刚烈和气节。人们为了怀念他的义举，遂以“正学”二字命名。

建文帝的倚重大臣

方孝孺乃浙江宁海人，这里自古以注重气节闻名。方孝孺青年时就才华横溢，抱负远大，刚满20岁就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表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风范。

方孝孺曾几次接近朱元璋，明太祖对他的学问、人品都非常赞赏，但一直未予重用。朱元璋曾对太子朱标说，方孝孺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将让他更加老练成熟，到时他就可以辅佐你来治理天下。可惜，朱标早逝，方孝孺的才气都展现在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身上。

朱元璋死后，其孙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他遵祖之嘱，宣诏方孝孺立即进京，与另两位大臣齐泰、黄子澄同参国政，并兼任帝师。方孝孺充满智慧，建文帝把国事几乎全部托付给这位德才兼备的学人。“士为知己者死”，方孝孺不辱使命。

对于皇帝宝座，拥兵自重的皇叔们谁不垂涎三尺？其中尤以强悍的燕王朱棣始终觊觎。这令柔弱而斯文的建文帝十分不安，不知如何处理为好。

面对势力日益增大的各地藩王，建文帝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开始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燕王朱棣不甘束手就擒，他打着“清君侧”之名，发兵南下。

建文帝十分倚重方孝孺，战争爆发后，一系列征讨燕王的诏书和檄文均出自这位大儒之手。方孝孺殚精竭虑地出谋划策，时而招抚，时而讨伐，时而反间，这些举措几乎都是他在远隔千里的京城运筹帷幄。这让朱棣对方孝孺嫉恨有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方孝孺支撑着王朝的大厦，若不是建文君臣在多方面都显现出书生之气和妇人之仁的话，以一人敌国的朱棣一定铩羽而归，这使得他暗自庆幸。

建文四年（1402年），南京城的虎踞龙盘之势没能阻挡燕王的北国铁骑，刘基当年那句南京城“唯有燕子能飞过”的谶语终成现实，朱棣打进了南京。有人劝建文帝转移他处暂

避，方孝孺坚决反对：“一国之君当以社稷为重，不成功，便成仁，以身殉国是人君的天职。”建文帝最后不知所终，是殉国还是出走成了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攻入南京城后，朱棣便对建文臣子施以暴虐，六部九卿几乎全部列入被清洗的名单。一场灾难就这样降临，大明都城被一种悲伤压抑的气氛所笼罩。报复性的杀戮随之开始，少者诛一族，多者诛九族，甚至连带左邻右里，谓之“瓜蔓抄”，即形容杀戮株连之广。朱棣的惨无人性，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为史家、士子、世人所不解，连后世的封建君主也表示这场大屠杀太过残忍。乾隆有诗云：“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

方孝孺之死

在朱棣的这场屠杀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方孝孺被杀。

方孝孺当时已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学识品德为四海所称颂。在燕军北平发兵、挥师南下之时，朱棣的主要谋士姚广孝深知方孝孺绝不会背主屈膝，便跪在朱棣前说：“臣有所托，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同意了。

燕军进城后，朱棣多次召见方孝孺，他都坚决不从，只好让他的学生廖镛、廖铭等去劝说。方孝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训斥道：“小子们跟我数年，难道还不明白道义的是非。”

朱棣杀戮了所有敢于反抗他的人后，为诏示天下，要拟即帝位诏书。他问姚广孝谁人可行，姚回答：“他人不足以服天下，必须方孝孺。”廷臣们也一致推举方孝孺。朱棣一想到那些讨伐他的诏书和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便恨之入骨。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方孝孺，但又不想背负骂名，便借此机会，命方孝孺为自己的登基大典草诏，以堵天下众人之口。表面上看，是借重方孝孺的名望及文笔，给了他最大的面子和荣耀，实质上，却是把刀直接架在方孝孺的“人格”上，公报私仇。这对方孝孺来说，无异于接受一场生命的洗礼。是卑躬屈膝，苟活人生？还是从容面对，走向死亡？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朱棣篡位夺权，为方孝孺所不耻，“忠君不侍二主”的他拒不从命，决心以死相抗。

朱棣派人把方孝孺召入宫内，他竟抗旨不尊，身着麻衣孝服，以哀悼先帝遇难来抗议朱棣篡位。他一进宫即放声恸哭，响彻殿庭。朱棣见状，也颇为动容，他从御榻上走下，亲自劝他说：“先生不必如此悲苦，我不过想效法周公辅成王之故事。”这里，他是把建文帝比作成王。“成王安在？”方孝孺冷笑道。“他自焚而死。”“何不立成王之子？”方孝孺所言“成王之子”指的是建文帝的两个儿子，长子名文奎，年方7岁，陷城后不知所终；次子名文圭，当时只有两岁，后禁锢于宫中。方孝孺的追问让朱棣有点心虚，他窘迫地说了一句“国赖长君”，意思是治国的大业怎能交给孺子，还是需要年长的国君掌舵。“主少则国疑”，所以“国赖长君”这句话还勉强可以辩解，但“长君”应另有其人。建文帝行二，还有3个弟弟：吴王允熥、衡王允熞和徐王允熈。方孝孺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这让朱棣毫无招架之力，一时无语。

朱棣本该发作，忽然想起姚广孝的嘱托，只好耐着性子说：“这是我的家事。”方孝孺

听后，声色俱厉。朱棣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方孝孺走到案前，从容提笔，在诏书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篡”字后掷笔于地，并对朱棣说：“万世之后，你也脱不得此字！”他是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不可遏，他咬牙切齿地说：“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孺大义凛然：“便十族又奈我何？”气急败坏的朱棣接过话来：“那我就灭你十族。”朱棣恨方孝孺嘴硬，为了制止他的谩骂，命武士用刀将其嘴从两腮一直剖至两耳，方孝孺还是骂不绝口，朱棣复将他投入大牢。

随后，朱棣下令逮捕方氏宗族，每抓一人，就带到方孝孺面前，但他毫无惧色，骂声依然不绝。朱棣彻底绝望了，他就像是一只被激怒而发了疯的狮子，将姚广孝的忠告抛至脑后，下令“杀了这个不开窍的东西”。

在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京城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开始诛杀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面对自己即将被杀毫不畏惧，但当他看到弟弟方孝友因受牵连即将受刑时，泪流满面。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孝闻已病逝，如今弟弟又遭此劫难，他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孝友同样是条好汉，他见哥哥流泪，随口咏诗一首安慰：“吾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鹤，旅魂依旧到家山。”吟完，便从容引颈就戮。

方孝孺最后受戮，临行刑前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诗中悲愤难平的心绪令人不忍卒读。朱棣下令将方孝孺分尸，据说是用两块石板夹住，然后用铁锯从头部锯下而死，并悬首张尸以示众。在明故宫遗址公园正门丹墀后置有几块大石板，其中一块“血迹石”尤为显眼，相传即为方孝孺颈血溅染所致。后人为褒扬方孝孺的刚正不阿，将血迹石刻成石碑，立于午门之侧。

“方孝孺辈皆忠臣”

方孝孺被杀后，门人廖氏兄弟偷偷收了他的遗骸，葬于聚宝门外雨花台东麓山上。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及儿子中愈知道在劫难逃，先于方孝孺上吊自缢；长女方贞、次女方淑在过秦淮河时被抓，投河自尽；幼子中宪当时6岁，被忠义之士冒着杀身之祸藏匿他处，万幸躲过一劫。

此前，酷刑中株连九族已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而朱棣则大开杀戒，创纪录地开始了空前绝后的“诛十族”。九族诛尽，他还不甘心，又迁怒于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将其算作一族一并处死。

方孝孺一人不从，竟要众人同赴黄泉，刀起头落，873人命丧，行刑7日方止，场面惨烈之极。这一历史上骇人听闻的“诛十族”事件，被称为“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余怒未消的朱棣又派人掘开方家祖坟，挫骨扬灰；九族以外的远亲，投狱和流放充军者更逾数千；并下旨“藏方孝孺文者皆死”。但方孝孺的门客仍冒死收藏了他的遗稿，后来编成《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

朱棣死后，他的儿子仁宗即位，立即赦免“靖难之变”中死难诸臣的家属，称“方孝孺辈皆忠臣”。仁宗为父补过，不负其名。神宗初，下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方孝孺位列其次。

方孝孺的“忠君”思想及不畏权势的精神为后人推崇备至。明万历年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崇祯十七年（1649年）祠毁。清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于同治五年（1869年）又重新为其修墓立碑；民国时期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亦重修，后来均遭焚毁。1999年，南京雨花台风景区修复方孝孺墓。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之际，他的后人又捐款再次修整墓园。

矗立在雨花台的方孝孺之墓，分明是一座用尸骨垒就的丰碑。屠刀可以杀戮身体，却泯灭不了精神。凝视着墓前方孝孺的塑像，瘦削而冷峻的脸庞透露出的是刚毅不屈，那黄钟大吕般的义举令人仰视。